小周和范秀美的存在，对于张爱玲来说，就像心里的一根刺。虽然在理论上，她不反对多妻制，那是中国几千年来流传下来的传统。但是从心理上，还是无法接受。毕竟她是受到现代教育，经过西式文明熏陶的女人。她要求的是真诚，完整，完美的爱。这是她最终与胡兰成分手的主要原因。她没有因胡兰成的亡命落魄和被国人不齿而心生嫌隙，却因为他亵渎了她对爱情神圣的向往而失望。1947年6月，张爱玲知道胡兰成已完全脱离危险，终于写了一封绝交信。我已经不喜欢你了，你是早已不喜欢我的了。你不要再来寻我，即或写信来，我亦是不看的了。在将近两年的时间里，张爱玲一直给他寄钱寄物，而那个临难只顾自己的自私的男人，却不愿在妻子和情人之间做出一个选择。她算是失望到了极点。虽然深爱，因为爱而不得，选择放手。她是一个倾城与倾国的才女作家，也是一个有血有肉、渴望人世温情、渴望爱与抚慰的女人。滚滚红尘中的一段情缘，就这样随风而逝。
尴尬的身份她素来不喜欢历史，但历史却不愿意忘记她。1945年抗日战争的胜利，带给张爱玲的，不是欢乐鼓舞的感奋，而是屡屡预感到黑暗将至而最终降临的黑暗与“破坏”。这破坏不仅仅是指胡兰成的出逃以及随后两人之间感情的破裂，而且张爱玲自己在上海生活所感受到了有形无形的压力。因为与她结婚的胡兰成不是一个普通的男人，而是一个与社会政治皆有瓜葛的人。这样的男人，注定要将张爱玲拖进一潭恶水。抗战胜利后，南京政府颁发了“承办汉奸条例”，在全国范围内缉拿，惩处卖国汉奸。胡兰成既然任过汪伪政府高职，自属“文化汉奸”之列。胡兰成虽然凭着敏锐的嗅觉逃亡隐匿，而作为他的妻子的张爱玲，就难以幸免。她受到了来自全国各地文化圈的声讨和批评。这些声讨和批评给依靠创作为生的张爱玲以致命的打击。此时胡兰成正和范秀美同居，张爱玲去看他，最终泣涕而返，两人感情基本上已经到了尽头。那个穿着一袭长袍，态度和蔼，气质儒雅的男子胡兰成，是她生命里最心醉神迷的飞扬。也是一生都走不出的情砀。张爱玲与胡兰成的一场旷世之恋也算是心酸谢幕。乱世岁月风吹雨打的感觉张爱玲算是有了深切的体会。1946年也是张爱玲差不多完全辍笔的一年。外有时事政治的压力，内有婚恋的绝望。一切都发生的太过仓促，让她措手不及。她感觉到“自己再次被狠狠摔倒在赤裸裸的天底下了。”她不得不独自承受命运带给她的劫难。看透也罢，绝望也罢，生存的现实总要面对。抗战一胜利，张爱玲发现自己的文章想要发表变得异常困难了。一直以写作为生的她感到一种“惘惘的威胁。”抗战胜利后，一直立捧张爱玲的“与日伪有着暧昧关系的《杂志》自动停刊”，差不多也意味着她与严肃文学联系的中断。因为有“文化汉奸”的嫌疑，一般的报纸杂志都谨慎与她保持了距离。
与桑弧同居既然小说发表艰难，张爱玲开始尝试撰写剧本。她自小喜欢看电影，对电影的表达方式也有自己的见解。她是一个影迷，也是一个漂亮敏锐的剧评家。在走上职业道路之初，她也写过不少好的英文剧评。做编剧没有尝试过，却很有兴趣。首先起念找她写剧本的是上海文华影片公司。文化影片公司是著名的青年导演桑弧与民族资本家吴性载所办。吴性载很少露面，文化公司的很多业务都是桑弧经手操办。桑弧非常仰慕张爱玲的才气，但又知道张爱玲生性孤傲，不敢冒昧求稿，他设法求得柯灵的介绍信后，才正式登门拜访。起初，她对桑弧的提议有些犹豫。后来考虑到各方面因素，才挺身而出。很快就完成了一个剧本交给文华公司。这个剧本就是文华公司的处女作《不了情》，也是张爱玲生平公开演出的第一个剧本。电影由桑弧执导。影片公映后，产生了很大的轰动效应，卖座极佳。张爱玲、桑弧第一次合作，彼此都甚觉愉快。桑弧于是再接再厉，邀请张爱玲写第二个剧本。因《不了情》的成功，张爱玲很受鼓舞，当即就应允下来。不费多少时间就写出了第二个剧本《太太万岁》。导演仍是桑狐。电影院观众反应相当不错。桑弧是新中国成立后我国电影史上颇有建树的导演，比张爱玲小一岁。张爱玲在为文华写第一个剧本的时候，因为桑弧是导演，两人要讨论和商量的事情比较多，常常碰面。张爱玲是知名作家，桑弧是知名导演，在一般人的眼中，两人都很般配。从1947年到1950年，在桑弧的追求下，他们很快同居了。张爱玲甚至感到了初恋的快乐。然而，桑弧尽管也考虑过与她的婚姻，但到底有许多顾忌。顾忌她的汉奸妻子的名声，带累到他刚刚起步的事业。再说，桑弧对张爱玲的文学也才华并没有那么欣赏。他是一个长期生活在美女丛中的男人，更关注女人的容貌带来的欢愉。像张爱玲这样曾经与胡兰成相恋最后被始乱终弃的女人，在中国男性的眼中，可谓“声名狼藉”，只能是适合的性对象，却未必是婚娶的适宜人选，甚至未必值得尊敬。这样的爱注定没有结果。张爱玲自己也深深的明白，在这样的男权社会里，作为一个被抛弃的女人，很难再拥有爱情。桑弧最终对她失去兴趣，另选择了一位貌美的女明星结了婚。张爱玲的爱情再次无疾而终。也许美好的事物之不永存是一种宿命，她无可奈何的接受了这种宿命。
远走他乡电影《太太万岁》是一部关于“坏人”的轻喜剧，播出后，遭到了政治力量为主导的全面否定。遭此打击，张爱玲的电影创作也停顿下来。1948年到1949年的两年时间，她没有再发表任何作品。这对于一个靠稿费为生的女作家而言，生活的困顿不言而喻。1947年以后，张爱玲就和姑姑不得不搬出了设施较为奢侈的郝德路公寓，最终在房租较低的卡尔登公寓定居下来。很明显，在40年代后期，张爱玲的经济状况已陷入比较拮据的状态。50年代初期，文学界的风向普遍发生了改变。文坛上再难有她的位置。这样一个朝气蓬勃的时代对她而言，却恰恰是一个更大的“乱世”。她的趣味、她的读者、她的阵地都很快被灰的蓝的海洋所淹没。轰轰烈烈的大时代来了，于千万人而言是迎来了翻身与解放。但对于张爱玲而言，带来的却是破坏与威胁。是命运的无常与悲哀。张爱玲毕竟出生世族大家，家世的高贵与遗产的丰厚使她自小就没有品尝过被奴役的屈辱与悲恸。成年后她虽然未分到祖上遗产，但写作得来的收入仍能够使她保持中产阶级的优裕。所以新时代给予底层民众的喜悦干，她很难体会到。她作为一个小说家，她只对她的阶层的人物才会有更细致的观察和思索。她的兴趣，她的表达，在新中国的劳苦大众面前，都成了资本主义的毒草。没有了这个舞台，她就丧失了她自己。她的"上海"沦陷了。
她该何去何从，是个不得不考虑的问题。这不是性情问题，而是生存问题。她以写作为生，没有稿费，没有舞台，她什么都不是。无论是张佩纶还是李鸿章，再煊赫的祖上也帮不了他。她也有十二年没与父亲来往过了。而即使来往也没用，他的父亲也已沦落，最后一套房产卖掉后，租住在14平的小房子里。她与父亲形同陌路，用她弟弟张子静的话说:“姐姐对父亲的落魄从不关心，认为他自食其果。”还有一个不得不考虑的因素，大陆日益浓厚的政治气氛。使她对自己的前途感到疑虑和不安。离开上海，是她仔细权衡后的无奈选择。1952年11月，张爱玲离开了自己生活了近三十年的上海。张爱玲走时，知情人只有姑姑一个人。但是走的时候有约定互不通信，致使她走了之后，便杳无音信。世事变幻，她的生死存亡，全是茫茫了。